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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高校摄影通识教育须回应视觉时代

时间:2019-09-12 03:17来源:首页
摄影进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是好多内地高校已经完成的事情。它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面向的是所有大学生,在相机普及化、摄影平民化的“历史契机”面前表现出了对相机尤胜从前

 摄影进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是好多内地高校已经完成的事情。它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面向的是所有大学生,在相机普及化、摄影平民化的“历史契机”面前表现出了对相机尤胜从前的青睐——甚至依赖。传统的套路基本是这样:学学相机的使用,听点儿摄影史,了解点儿摄影“美学”,欣赏欣赏大师作品,拍拍风光和人像,讨论,下课。如今学生没有相机也有手机,摄影这门通识教育课似乎有了更多的理由围绕“拍照”来设计。某出版社曾刊行“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丛书”,内有一本《摄影艺术与技法》,其主导线索便是“拍照”。另一出版社的《大学摄影基础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大体如此。

  在“学以致用”、扬器抑道的功利化教育氛围中,这样一种教育思路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大学教育,不能处处屈从于“实然”,更须以朴厚之赤诚汲汲于“应然”。将课程定位于“拍照”,病象颇多。其一,本身带有专业分工的色彩,游离于“通识”精神之外;其二,课程开下来,其结果必然是喜欢摄影的来选,不喜欢的不选,很难说是尽到了通识教育的责任;其三,大学教育应当自觉地与技术学校、培训班一类拉开距离。更进一步推究:相机的空前普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象,不应作为惟一依托来设计摄影通识课程,否则难免舍本逐末。那么,视觉时代,“本”在哪里?笔者以为,泛影像时代其实意味着视觉问题几乎已成为一个人类生存本体论问题,对影像的全方位关注体现了反思自身这一人类根本价值与精神诉求。摄影无疑在视觉时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它成为通识教育的对象时,其实已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怎能想象会只有拍摄花花草草的“优雅”?建设大学摄影通识教育课程,不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其首要任务便是塑造影像观看、影像生产与影像传播的态度。这当中既包含针对视觉时代的应对策略,也寄托了以主体身份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立场。

  观看的态度。其间的基本理论预设是:观看是需要训练的。——布尔迪厄说:“观看的能力是一种知识的功能,……‘眼光’乃是教育再生产出来的历史之产物。”换言之,经过教育,观看完成了由生物行为转化为文化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且举一例:在媒体上广为流布的费卢杰悬尸照片,该如何去看?这幅照片纠结了政治、宗教、媒体、道德、情感等多种因素,从而使观看行为变得非常复杂。取单一视点进入,自然是普通人的自由,但在大学文化里却不应受到鼓励。对这幅照片,首先需将其看作负载多重信息的视觉表述,综合考量之后,得出何种结论尚在其次,最大的收获该是人文思维的滋润与文化批评意识的陶铸。虽说W.J.T.米歇尔讲过,当代文化已经由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了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但我们在面对这种文化形态时,却不能听凭感性驱遣,而应当具备一种理性的自觉和自信——这正是大学通识教育无法回避的担当。摄影作为通识教育,需要重温通识教育的古希腊本源:以理性的眼光对世界进行观察与沉思。

  生产的态度(本文中的“生产”特指“个体生产”)。举例来说,一些摄影人不厌其烦地拍摄着街头的乞讨者,作为他们拍不到的遥远苦难的低成本替代。为什么要拍?如果拍,该出于怎样的目的,又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拍的?……随着按动快门变得越来越轻松,某一种拍摄姿态必然在一次次快门声中被不断强化,进而会影响到拍摄者的人格走向(试想窥淫偷拍者的不能自拔)。大学通识教育应赋予影像生产更丰富的意蕴:拍摄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私人行为,不是自娱手段,而是个体与社会互动链上的一环,是一种“文化的建构”(约翰·伯杰语);在作为纯粹私人行为的情况下,拍摄也会交互作用于拍摄者的心智塑造。无论哪种情形,都进入了大学教育的视野。

传播的态度。在影像传播趋于个体化的今天,对传播态度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发布、转贴有关隐私——自己的或他人的——的照片,是互联网上涌动的一股暗流,这其中有一部分出自在校大学生之手——每念及此,悲上心头。而在转贴主流媒体照片时由于有意无意地省掉说明文字,造成照片意义指向的暧昧,从而引生歧义与混乱,这样的事情也并非罕见。帮助学生树立端正的传播观念,也就是在雕琢学生的公民意识,践履着教育的一项庄重承诺——将个体由自然人培养成有健全人格的公民。

  以上关于观看、生产和传播态度的影像教育中,浸润着浓重的人文色彩,摄影通识教育在此找到了与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的接合点。(摄影通识教育的建设千端万绪,但态度教育乃是具有基底性质的一端,态度教育也透射出摄影通识教育的若干基本特点和取向。)如何落实这种教育?又回到了那个老话题上:从上到下需要转变对摄影的认识。且不说一些高校仍把摄影视为“不入流”(很难设想这样的学校会开出完整的视觉素养课程),即便是倡导摄影教育的学校,倘若仍在技术与艺术的方寸之间逡巡流连,摄影教育难免会落入信息技术教育或美术教育的单薄框架内——而这正是内地摄影通识教育的现状。它也许会栽培出拍摄照片的高手,却疏于清除“影像文化的文盲”(阿尔温·托夫勒语)。这样一种教育,到底是与时俱进还是逆势而动?

  摄影是人类反映生活、再现世界的一种媒介,生活有多丰富,它就有多丰富,世界有多复杂,它就有多复杂。把技术与艺术绑在一起,也无法涵盖摄影的题中本义。摄影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它的目的不该是“较熟练地掌握技能”,也不必把“陶冶情操”时时挂在嘴边;它理应被思想的光芒所照亮,用力于“道”,即“处世之道”,让生活在视觉时代的广大学子中多几双“慧眼”,少几对“盲目”。需要强调的是,它应该引领学生对中国本土的视觉环境进行审视、辨析,在建构学生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自觉的集体努力中贡献一份力量。

  米歇尔曾经有言:“视觉性……不仅包括视觉因素的社会建构,而且还包括社会因素的视觉建构,但它极少与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史这样的学科有什么关系,甚至与媒介研究这一新学科也没有什么瓜葛。”以一个宏阔的全新视角看待摄影和关于摄影的教育乃当务之急。因此,摄影通识教育的转变,首先是一场教育范式的改革。

  眼下,将视觉素养教育纳入大学通识教育的呼声甚高。笔者认为,在视觉素养教育的体系内展开摄影教育是当前较为现实的策略。原因有二:一,对视觉素养教育的接受程度似乎相对较高,摄影无疑占有其中一席之地,有利于发挥它本来的价值;二,将本文思路中的摄影教育作为单列课程开设,对当前国内师资是一个挑战,而放在视觉素养教育中则可以缓解师资的压力。就课程建设来说,在这种策略下,视觉素养和摄影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对推动两端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或许,这才真的是摄影通识教育显露身手的“历史契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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